最近看到一个讲年轻人的段子：人家问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我总是笑而不语：快三十了，赚得跟二十岁的时候一样多，能不年轻么？这个段子在让人感到好笑之余，也令人颇有感触。因为这个段子所描述的现象并非个例，如今三十而不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年轻人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富裕，反而是越来越穷。与父辈相比，当代年轻人积累财富的速度越来越慢。

这不禁让人疑惑：按理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获取和积累财富的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快，而不是相反。难道是当代年轻人的能力不行，无法熟练掌握当下社会所要求的劳动技能？还是当下人太多而资源有限，导致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亦或是当代年轻人消费观的改变，导致大部分倾向消费而不是储蓄积累？

探寻这个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下年轻人在拥有劳动能力之后的成长模式：首先，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获取劳动资本回报，扣除生活所需资本后，把剩余所得资本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然后在原始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利用原始的资本积累获取资本增值回报，同时相应降低利用劳动获取回报的比例，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与劳动能力的下降，会更多地依赖原始资本积累的资本回报。这也是我们父辈时代社会的运转模式。

但到今天，这个模式已经有所改变。其中，主要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第一，随着整个社会原始积累的增加，原始积累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开始大于劳动积累创造价值的能力，并发生马太效应，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回报率的增长速度则越来越慢；第二，资本回报的过快增长会虚增货币需求，从而拉高社会平均成本，使劳动回报贬值，进一步导致剩余价值的减少，原始积累因此无从谈起。而且，随着资本回报率的进一步增长，这种状况会进一步加剧。 

其实，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就提出过一个核心观点：西方社会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了世界大战等非常规影响因素缩小不平等差距外，财富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如果按年龄阶段划分的话，掌握资本的往往是我们的父辈，即中年人（曾经的年轻人），而非当代的年轻人。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西方国家，也出现在中国这类的发展中国家。

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假如几年前你是一名从外地来深圳的应届毕业生（不是富二代），你怀揣着梦想与信心要在深圳这座充满机会的城市通过拼搏赚得第一桶金，当上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但到今天，你却愕然地发现你离梦想越来越远。是你不够努力吗？可是你明明每天都朝六晚十地工作；是你不够聪明吗？可你工作能力确实在提升，获得的资格证书越来越多；是你太着急吗？可我们的父辈当年用了同样的时间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你却还在勉强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这不免让人失去信心与希望。 

其实，原因无他，根源就在于资本回报率远大于劳动回报率。作为刚毕业的新人，你完全没有原始积累，无法取得资本回报，只有通过劳动取得劳动回报。而我们的父辈（曾经的年轻人）手上已经有充足的原始积累，而且如滚雪球般增长，掌握的社会可支配资源越来越多，挤占了本该由当代年轻人获取的资源，而且这种状况在加剧。仅房产价格这一块就可见一斑。作为外来居民，你到深圳的第一步便是租房，但随着近几年房价的高速增长，租金也在疯狂增加，而你的工资的增速远远小于房价和租金的增速，使你月工资的大部分必须贡献到房租上。而获得这部分租金的正是我们的父辈（曾经的年轻人），从而实现了资本转移，使当代年轻人的劳动回报转移为父辈的资本回报，而且这种速度在加快。这样的后果无非只有一个：年轻人越来越穷，父辈越来越富。但这却同时打击了两者的劳动积极性。年轻人因为劳动回报低而感到挫败，降低劳动积极性。而父辈因为资本回报高而不愿意再从事劳动。那么，整个社会的劳动减少，生产物减少，进而走向社会衰退。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一样经历着这种社会模式的渐变。不过，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提供高社会福利，用福利体系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稳定和人口增长。但福利的来源还是人民的税收，而税收在于人民的劳动回报。高福利确实可以反哺劳动人民，但却也会进一步挫伤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所以这种模式只可以暂缓社会衰退，却不会阻止这种趋势。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穷？深层次的原因很多，但就每经小编（微信号：）的认知来看，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的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回报。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当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即：西方社会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了世界大战等非常规影响因素缩小不平等差距外，财富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

 

需要厘清的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不仅仅包括那些企业家和资本玩家掌握的巨额资本，也包括掌握有闲余资金的普通人。如果按照年龄阶段划分，掌握资本的往往是那些年纪更大的人，而非年轻人。

 

举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买房。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拿着几千块钱的收入，然后租了一套公寓当中的一个单间，而这套公寓可能价值上百万，你是否会有一种挫败感——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

 

住房以及租金就是资本回报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工资的增幅（绝对数额，而非百分比），恐怕很难赶上房价的增幅。仅此一种财富分配上的差异，就足以拉开代际之间的收入。这样的难题，并非中国独有，全世界皆是这样。

 

比如，在每日经济新闻此前的一篇文章当中，一位澳洲华裔女学生就写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对于前途的迷茫：“我们家10年前买的房只有40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180万元），如今它的市场价值已经翻倍至80万新西兰元，这样的涨幅超过了我父母薪水的涨幅，而我对自己大学毕业后的薪水预期，也就我父母当前的收入水平。曾经看似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就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变得遥不可及。”

 

谁的青春不迷茫，或可聊以**。

 

相反方面，资本回报过低也是有害的，会导致重生产而轻改进与创新，工作集中度下降，社会分工程度降低，同样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而社会衰退。历史上中国曾局部或者普遍出现过这样的现象，而且不止一次，如重农抑商政策。 

既然资本回报率过高不行，过低也不行，那么，解决面对这样的世界难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找到资本回报率与劳动回报率的一个平衡点，使劳动回报率高到有机会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使资本回报率保持在不至于打击劳动积极性的程度。彼时，年轻人将重新步入正确的成长轨道，走向属于各自的人生巅峰。其实，这也是我们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只是，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多长时间，都还是个未知数。但至少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而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有绝对的理由期待价值创造与资本积累重回与劳动量成正比的那一天，超越你爸，也将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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